最近和 @yohaku 等同志讨论了关于科学实验的定义问题，为了更好的解释这个问题，我引用了过去看过的这篇论文。
明末的科学成就是从那里来的？
自然观上儒法斗争研究组第六小组
明代末年，涌现了一批离经叛道、尊法反儒、很有作为的科学家。李时珍、宋应星、徐宏祖和徐光启就是其中比较突出的代表。李时珍的《本草纲目》，是一部载药1892种，附方11096个的药物学巨著，集明以前医药学之大成。宋应星的《天工开物》，是总结我国古代工农业生产的百科全书。徐宏祖的《徐霞客游记》，记录了他所考察的十六个省的地理、水文、地质、植物等资料，是宝贵的科学文献。徐光启的《农政全书》，共六十卷，对长期积累下来的丰富的农业生产经验，作了比较全面的总结。这些科技著作，在我国和世界科学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闪烁着不可磨灭的光辉。
为什么明末出现一批有作为的科学家和有价值的科技著作？这些科学成就是从那里来的？这既不是天上掉下来的，也不是主观自生的，而是当时工农业生产的发展所决定的，是当时儒法斗争影响的结果，也是当时唯物主义反对唯心主义的斗争产物。研究这一历史情况，对于了解儒法斗争对我国科学技术的影响，批判继承古代科学家的思想遗产，是有一定裨益的。
一
恩格斯说：“科学的发生和发展一开始就是由生产决定的。”①明末工农业的发展，是当时科学技术进步的根本原因，也是这些科学家有所成就的前提条件。在阶级斗争的推动下，明末的社会生产力又向前跨进了一步。明后期法家张居正在任宰相期间，推行法家路线，进行了一系列改革：清查大地主隐瞒的庄田，施行一条鞭法，兴修水利等，为农业的发展打下了基础，耕作技术和粮食作物的单位面积产量有明显提高。江苏、浙江有的地方，亩产大米三石多，有的甚至高达四、五石。闽、浙、赣已有双季稻。岭南地区还试种三季稻。南方各省已广泛种植棉、桑、甘蔗等经济作物。因此，生活在南方的宋应星和徐光启，才有可能对大量的农业生产经验加以系统总结。《农政全书》广泛地考察了农事、水利、农器、树艺、蚕桑、棉麻、牧养和食物加工等问题，反映了当时农、林、牧、副、渔所达到的新水平。《天工开物》的《乃粒》篇，记载了数十种水稻品种，其中有江西本地培育的五十天即成熟的“救公饥”，也有引自湖南的良种“浏阳早”。《本草纲目》中还记载了大豆的选种方法等。这些记载，反映了当时劳动人民从事农业生产和科学实验的实际经验。
由于城镇手工业工人的武装起义和用其他方式进行的斗争，工匠服役的制度在1529年废除了。广大手工工人从“工奴”和“半工奴”的状态中解放出来。手工业的生产关系发生了较大变化，手工业生产规模迅速扩大，技术水平显著提高。当时在冶炼方面，炼铁炉高达一丈二，每炉容纳矿石二千多斤。铸造方面已能熔化合金，制造细小的铅铁弹子，并能铸造长一丈以上的炮铳和两万斤以上的重锚。丝织业中出现了能织各种复杂花纹的提花机。棉织业中已出现单人足踏纺轮、手纺双纱或三纱的天车和“水转大纺车”，能织云花、斜纹、象眼等复杂美观的花样。《天工开物》《粹精》篇载有一种“一举而三用”的三用机，“激水转轮头，一节转磨成面，二节运碓成米，三节引水灌于稻田”，在当时有很大的农用价值。《天工开物》有图文并茂的优点，其中水转翻车、花机、水碓等精美复杂的工程机械图，表现了我国当时的机械制造水平是比较先进的。关于炼铁、炼钢联合作业的生产系统，生产金属锌，胆水浸铜法的水法冶金技术和铜锌直接熔化成黄铜，都是世界上的首次记载。《本草纲目》中搜集的矿物药达275种，也只有在当时冶炼和采矿业比较发达的情况下才有可能。该书对开采铅、汞时防治职业中毒的记载，是采矿业发展所提出的要求。徐宏祖对祖国地质地貌的广泛调查及其对地质科学的贡献，也适应了当时开矿冶金的需要。
工农业的发展，资本主义萌芽的出现，需要不断提高生产效率，使生产过程尽可能精确，这就促使宋应星特别注意定量的研究。如他在《膏液》篇中，对蓖麻子、桐子仁、棉花子、大豆等十六种油料的出油率作了比较，列出数据。《粹精》篇中比较了木砻和土砻的使用寿命：“木砻攻米二千余石”，“土砻攻米二百石”。《乃粒》篇中记载“凡秧田一亩所生秧，供移栽二十五亩”。这种定量的统计研究方法，使他的研究水平超过前人，达到新的高度。生产的发展，要求科学以有力的实验证据去推翻以往的谬误。李时珍正是在这种要求下做了一些简单的药理学试验。如把罗勒子放入水中，使之胀大变软，从而肯定罗勒子有治疗眼翳的效果。他以豇豆煮汁泼到莽草苗上，发现其根烂不生，肯定了豇豆有医治莽草中毒的功效。这是当时实验科学的雏型。
事实证明，生产的发展是科学技术发展的根本动力。
二
毛主席指出：“思想上政治上的路线正确与否是决定一切的”。明末科学成就与儒法斗争紧密联系，与科学家尊法反儒的政治倾向分不开。
明朝后期，尽管儒家路线占了上风，程朱理学、陆王心学禁锢人心，然而随着阶级斗争的深入发展，儒法斗争仍然剧烈地进行着。地主阶级内部分化出一些革新派，如张居正和李贽，一个在朝，一个在野，坚持法家的政治立场，对官僚地主阶级顽固派的反动路线和孔孟之道，给以尖锐的批判。张居正执政的十余年，正是《本草纲目》成书的关键时刻。张居正施行一系列改革，实行“厚农而资商”，“资商而利农”的政策，促进了农业、手工业和商品经济的发展，为明末科学家的科学活动创造了有利的条件。张居正力图革新进步，反对儒家复古倒退路线，批判孟轲的“法先王”，肯定荀况的“法后王”。李贽则指出孔学就是“无学无术”的代名词，倡导“不以孔子是非为是非”，批驳程朱“存天理，灭人欲”的反动说教，指出“穿衣吃饭即是人伦物理”。这些对明末科学家尊法反儒，敢于革新创造以及朴素唯物主义思想的形成都有一定影响。
李时珍在法家思想的影响下，对于各类典籍“采其精粹”，“正其谬误”（《本草纲目·凡例》），持批判继承的态度。《本草纲目》对王充考证狗吻的别称是“冶葛”而不是“野葛”，称赞为“其说甚通”，并直接肯定了沈括对豨莶草和猪膏草实指同一种植物的正确结论。法家的革新思想，激起李时珍解放思想，敢于创新，提出要“发前人未到之处”。《本草纲目》表现在对于药物分类的改革上，他破除了沿袭一千多年的上、中、下三品分类法，而根据“从微至巨，从贱到贵”的原则进行分类（《本草纲目·凡例》）。其中植物分类法，比西方植物分类学的创始人林奈在1735年出版的仅有十二页的《自然系统》，要早一个半世纪，内容也丰富得多；而动物分类法大体上符合动物进化的观点，与十九世纪进化论者达尔文的方法有类似之处。
李时珍、宋应星等在他们的著作中，把矛头直指儒家的祖师爷孔老二，与李贽“不以孔子是非为是非”相呼应。孔学的信徒为了吹嘘孔老二的博学，编造了这样一个荒诞无稽的故事：“楚王渡江，江中有物大如斗，圆而赤，直触王舟，舟人取之。……王使使聘于鲁，问于孔子，子曰：此所谓萍实者也。”（《孔子家语》卷二）孔老二不懂装懂，随便捏造了“萍实”这个名称，一直讹传于各类“本草”医药书中达一千多年。但是李时珍不以儒家“圣人”之说为是，指出“萍实”这个名称易误为浮萍和果实，在《本草纲目》中改以民间沿用的“萍蓬草”来定名。在当时言必称圣贤，文不离孔孟的情况下，宋应星在《天工开物》中连一个“子曰”都不提，而每卷开头却写上“宋子曰”，全用自己的话来说，可见宋应星与李贽的反孔精神是一致的。
在李时珍等人的科技著作中，尖锐批判了儒家轻视生产实践和科技活动的谬误。孔老二骂樊迟学稼为小人，孟轲鼓吹“君子远庖厨”，而李时珍在《本草纲目》中，却反其道而行之，用大量篇幅，叙述了种药过程中积累起来的播种、施肥、灌溉和采收等方面的经验，以及宰牛、制药等方法。宋应星在《天工开物》中，以大量插图表现了农民、铁工、织工、船工等革新创造的生动形象，连处于当时社会最下层的劳动妇女也跃然纸上，栩栩如生。他还无情揭露了“纨袴之子，以赭衣视笠蓑；经生之家，以农夫为诟詈”，是“晨炊晚馔，知其味而忘其源”。他重视和关心被儒家视为“下品”的农民。《乃粒》篇中说：“耘者苦在腰手，辨在两眸，非类即去，而嘉谷茂焉。”“谨视天时，在老农心计也。”徐光启在《农政全书》中多处记叙了农民的各种生产经验，以及他向老农请教的详细经过和心得。徐宏祖大半辈子与樵夫、药农、猎户为伍，跋涉于山山水水。这些与儒家的“百工之人，君子不齿”的反动态度形成鲜明的对比。
明末科学家在他们的科学生涯中，都进行过反科举、反功名的斗争。在朱熹的“农圃医卜之属都是小道”的影响下，当时医生的地位很低。李时珍的父亲一直要他的儿子弃医读“经”，赶考功名。而李时珍回答：“身如逆流船，心比铁石坚，望父全儿志，至死不怕难。”表现了与功名利禄决裂的决心。他长期在民间行医，上山采药，深入实际，调查研究，花了三十年，编著成《本草纲目》。徐宏祖不应科举，不入仕途，不避寒暑，不畏艰险，游历考察十六省，达三十年之久。宋应星冲破儒家思想的桎梏，深入工场，实地调查，并在《天工开物》序言中宣布：“丐大业文人弃掷案头，此书于功名进取毫不相关也。”公开向那些皓首穷经、追求仕禄的腐儒挑战。可见这些科学家之所以有成就，是和他们倾向于尊法反儒路线分不开的。
三
恩格斯指出：“不管自然科学家采取什么样的态度，他们还是得受哲学的支配。”②明末科学技术的进展，是当时科学家在朴素唯物主义世界观的支配下取得的，也是唯物主义反对唯心主义的胜利。
明末科学家在科学实践中继承和发展了我国古代朴素的唯物主义自然观，认为世界是物质的。宋应星说：“盈天地皆气也”，“气本浑沦之物”，“天地间，非形即气，非气即形”，“由气而化形，形复返于气”。（《论气》）把世界的本原归结为物质性的“气”，这是唯物主义的观点。他们认为世界万物是发展变化的。李时珍说：“是故天地之造化无穷，人物之变化亦无穷。”（《本草纲目》卷52）宋应星也说：“化，全部天机也。”（《天工开物》）表现了朴素的辩证思想。他们在天人关系上，继承了荀况“人定胜天”的观点。宋应星在《五金》篇中，详细记述银与铅铜分离的工艺过程，从而指出：“人工天工亦见一斑云。”联系他给书取名为《天工开物》，强调物虽生于天，工却开于人，人通过实践是可以改造自然的。李时珍的论述更为突出。他在谈到药物的升降性质时，引伸出“升降在物，亦在人也”的结论，并说：“此非窥天地之奥而达造化之权者不能至此。”（《本草纲目》卷1）认为人是可以胜天的。只要能认识事物的本质，就能掌握改造自然的主动权。这对儒家宣扬的听天由命的天命观是一个有力的批判。
在这种朴素唯物主义自然观支配下，《本草纲目》记载和强调了以人工方法改变金鱼颜色和象的人工驯化。《农政全书》总结了关于植物风土驯化的经验，《天工开物》对以蚕的“早雄配晚雌”的杂交方法培育“嘉种”作了科学的阐述。这些科学的方法和理论在当时是先进的。欧洲直到十八世纪还处于物种不变论的统治之下。到了十九世纪的达尔文，才有“相关变异”的发现。米丘林在本世纪才对通过变迁环境获得优良品种有比较完整的看法。可见科学家在实践中应用唯物主义自然观，对于认识自然和改造自然是多么必要！
在认识论方面，他们都明显地站在唯物主义方面，承认世界是可知的。李时珍说：“物理万殊若此，学者其不可致知乎？”宋应星也说：“谓天不可至乎？太史星官造历者，业已至矣。可至则可谈矣。”（《谈天序》）“为方万里，何事不可见见闻闻？”（《天工开物》）坚持了唯物主义的反映论，批判了不可知论。在人的聪明才智是那里来的问题上，与儒家的“生而知之”、“良知良能”的唯心主义说教相反，宋应星在《天工开物》中多次强调“人巧聪明”，“盖人巧成异物也”。在讲到制作瓷器时，认为“功多业熟”，人的聪明灵巧是长期实践的结果。在这种思想指导下，得出了“世有聪明博物者，稠人推焉”的正确结论，在一定程度上初步接触到科学技术是劳动人民创造的问题。宋应星对脱离实践的儒生极为愤慨，无情揭露他们是“枣梨之花未尝，而臆度楚萍；釜鬵之范鲜经，而侈谈莒鼎；画工好图鬼魅而恶犬马”。（《天工开物》序）李时珍以实际行动对王阳明的“心外无物”的极端唯心主义进行针锋相对的批判。王阳明二十多岁时，在竹子前静坐七天，进行“格物”，一无所获，只得出一个“心外无物”、“心外无理”的谬论。与之相反，李时珍长期深入实际调查研究，因此能正确地描述了由笋成竹的生长过程，记述了十几种竹的性状和用途。
由于明末科学家具有朴素的唯物主义认识论，因此他们比较能参与实践，接触劳动人民，认真作调查研究。李时珍著书过程，坚持“亲采，亲试”。为了证明蔓陀罗花的麻醉作用，他亲自服药尝试；为了弄清穿山甲是否食蚁，他与猎人上山捕获和解剖。对一些易混淆的植物“一一采视，颇得其真”，从而纠正了前人的错误，分清了争论已久的苹、荇、薸、萍等各种植物。《本草纲目》中新增药物374种，医方8160个，数量和质量都远远超过前人。徐光启在《农政全书》中谈到的救荒本草，其中经他亲口尝过的有竹节菜、苜蓿、马齿苋等三十几种。关于乌臼树的接种方法，他向山中老圃请教后，亲自加以试验。徐宏祖为了纠正沿袭已久的“岷山导江”的谬误，“北历三秦，南极五岭，西出石门、金沙”，实地考察，写下了达数万字的《江源考》，肯定了金沙江是长江的上源。他关于石灰岩地质地貌的考察，比欧洲人爱士培尔早一百多年。关于石灰岩地貌的分类比欧洲人罗曼早二百多年。这些杰出成就，是他对石灰岩地貌长期实地调查的结果。据《徐霞客游记》所载，经徐宏祖考察过的岩洞就有一百多个。宋应星还深入工场，详细考察了许多在当时具有世界水平的工艺流程，并从对生产现象的初步认识，提升到科学理论的高度。《天工开物》的《燔石》、《五金》和《丹青》等篇中，记载了化合、分解、置换等化学反应，把铅、金、银、铜、铁、锡、锌、汞、硫等视为基本的物质，这里初步具有化学元素的概念。这是化学领域内认识的飞跃。宋应星在这飞跃过程中走在世界的前面。
当然，由于时代的局限，由于当时科学家大多出身于地主阶级，对于劳动人民创造科学技术的伟大意义认识不足，免不了有脱离群众的倾向。他们的唯物主义是自发的、朴素的，也不可能彻底。在他们的科学著作中还有许多落后的、迷信的、错误的东西。如李时珍有时也宣扬“魂升于天，魄降于地”的天命观；徐光启过分抬高西方传教士的声誉，在《农政全书》某些章节还有些迷信的色彩；宋应星有时以讹传讹，把水稻的病害说成是鬼火烧灼的。对于这些糟粕，我们应予剔除和批判。
“俱往矣，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今天，在毛主席革命路线指引下，我国的科学技术正在“突飞猛进，使已往的一切都大大地相形见绌。”③党在社会主义时期的基本路线，指明了科学技术的发展方向。蓬勃发展的工农业生产，对科学技术发展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对科学技术发展开拓了广阔的前景。辩证唯物主义世界观是科学技术发展的巨大指导力量。只要我们努力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坚持无产阶级的革命路线，坚持科技为无产阶级专政服务，为工农业生产服务的正确方向，我国的科学技术必将取得更加光辉灿烂的成就。
注：
①②③ 恩格斯：《自然辩证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