逆人民而行的白色恐怖——评中国疫情时期的反动政策

逆人民而行的白色恐怖——评中国疫情时期的反动政策

2026年11月6日,由邱礼涛执导,刘德华等主演的电影《白衣逆行者》即将在中国大陆上映。据百科称,该影片为“众星云集”的灾难巨制电影,其“取材自真实事件,讲述了2020年初,新冠肺炎在武汉传播…医护工作人员奔赴武汉,与当地医护工作者前赴后继治病救人,国家监控部署和各地医疗队众志成城之下,控制住疫情,谱写了一曲抗疫战歌”的故事。

据联合早报等报道,该片早在6年前就已完成拍摄,一直积压到了今天才最终被修正主义中国放出。在经济持续凋敝的今天,放出如此一部“宏大叙事”和“正能量”的主旋律电影,无疑是要给纳粹中国政府要唱赞歌,大肆赞扬其抗疫有功,赞扬其身为“全中国人民的利益代表”多统治之合法性。然而,历史是不容污蔑的,事实是不容颠倒的。在6年前开始的那场新冠疫情中,中国人民到底过着如何水深火热的生活,中国政府又是如何吃尽民脂民膏的血一般的事实,是绝对不容篡改的!

一:疫情的伊始

2019年末~2020年初,在中国武汉等地出现了因感染不明肺炎而就医的患者。相关医护人员上报存在传染性流行病的可能,但并未得到中国医疗部门重视。在相关消息在微信群等地传出后,武汉警方随机发布关于8名所谓传播不实信息者的通报,以造谣等罪名对涉事医护人员进行了“训诫”。然而不到一个月,新冠肺炎便在武汉大肆肆虐起来,钟南山等也不得不通过央视等媒体确认存在人传人和医务人员感染的情况。

为了遏制疫情传播——中国政府自己是这样宣传的——中国政府全面封闭了武汉与外界通道,并派出身着白色防护服的医护人员、“工作人员”甚至警察进城维护秩序。尽管在两个多月后中国政府解除了对武汉全面封禁,但是这次短短的封禁,为中国政府在日后进行长时间的专政,积累了许多“宝贵”的经验。在之后一段时间,随着新冠疫情在全球的蔓延,中国政府也由此开启了极端反动的、逆人民而行的“全面清零”道路。

二:赚得盆满钵满

在武汉解封后没有多久,新冠疫情又在中国各地大肆肆虐起来。为了应对疫情,中国政府可谓是做足了场面。早在武汉封禁时他们便火速修建了雷神山和火神山等方舱医院,而后又在各地新建方舱医院、核酸检测亭,俨然一副为人民着想,要和新冠病毒抗争到底的样子。直到2022年3月22日,国家卫健委在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新闻发布会上提出:“保证每个省能够至少有2—3家方舱医院。”据《南方周末》报道,直到2022年底,在至少45个城市,已识别的方舱相关专项债项目就有178个,项目计划总投资约389.53亿元,其中专项再融资额约为195亿元。报道同时指出,这是一项保守统计。一些隔离设施通过“医院扩建”“疫情救治基地”“提升地方救治能力”等其他名称申报,并未全部纳入上述178个项目。这些遗漏项目涉及的申报资金超过250亿元,其中也有近百亿元专项债融资。

除了方舱医院外,中国政府还斥巨资建造了难以计数的核酸检测亭。2022年5月13日,国家卫健委在新闻发布会上介绍了大城市建设步行15分钟核酸“采样圈”的工作。随后,大量城市开始采购核酸采样亭。河南省当年规划建设1.4万余个采样屋。其中第一批中标单价 4.68万元/个,第二批部分供应商报价 3.5万—4.5万元/个。仅河南一地,仅核酸检测亭一项,就支出了4.90亿元(按1.4万个、每个3.5万元估算)。而这些核酸检测亭在封控政策因群众斗争而被迫取消之后,又全部沦为了废铁。这完全是对劳动的巨大浪费。

也许有一些爱国主义的先生在看到上述数据后,还会不禁诘问:难道这些方舱医院和核酸亭没有帮助到中国人民吗?很可惜,答案与他们所预想的恰好相反——这些耗费无数人力物力财力建造起来的方舱医院,并没有像其名称所表述的那样成为治疗、救助人民群众的庇护所;相反,它们成了无数劳动人民难以逃脱的噩梦般的地狱。

因为工期短、时间紧,中国的垄断资产阶级为了尽快建成方舱医院收纳患者以谋取暴利,纷纷采用劣质材料建设方舱医院。这些方舱医院有的屋顶坍塌,漏水严重;有的时常停水停电,无法保证基本生活;有的棚面兜水,抗风能力极差…最为骇人听闻的是,这些方舱医院因为床位紧缺或来不及进一步修建,竟然让许多患者睡在地上,以纸板当作床铺。又因为床位短缺,对群众生命健康极端漠视,将许多并未确诊罹患新冠肺炎的群众和已经确诊阳性的病人混居在一起,令他们相隔间距不到一米,每日一同活动,最后使得所有未能确诊的人也全部患上肺炎。这一暴行简直骇人听闻!

除建设方舱医院等基础设施外,额外令官僚垄断资产阶级赚得盆满钵满的,是以国家政令式的手段强迫劳动人民接受的注射疫苗、做核酸和出售高价药物等带来的利润。根据相关数据显示,出售疫苗、做核酸和贩卖相关药物的企业在疫情期间利润疯涨,垄断医疗企业集团从中赚取了的暴利:

生产莲花清瘟胶囊的以岭药业,2020年总营收达87.82亿元,约为前一年的2.02倍;到了2022年,其营业收入达到了125.33亿元,以达到此前的3.90倍。若与2019年相比,则其净利润增加约17.56亿元,增长约290%,营业收入增长约115%(以上数据来自以岭药业财报及财新对2020年业务的报道);九安医疗这类相关企业也通过疫情大捞了一笔:据相关数据统计,九安医疗2019年归母净利润约6645万元,2022年达到160.30亿元,账面利润扩大241倍。其2022年营业收入为263.15亿元,归母净利润率超过60%。公司年报直接解释,增长主要来自对iHealth新冠抗原检测盒的旺盛需求。

除此之外,几乎被中国政府吹为圣人、被那些文丐流氓当做正面典型吹捧的钟南山,也在这场新冠疫情中发了一笔横财:与其有着直接关联的广州呼研所医药科技有限公司、广东和信健康科技有限公司、金域医学等均在疫情期间获得丰厚的利润。由钟南山之子实际掌控、在疫情期间甚至犯下投毒罪行的金域医学,在2019~2022年间归母净利润增长约585%,仅2022年就比2019年多赚约23.5亿元。据金域医学披露和财经媒体报,2020年公司累计新冠核酸检测超过3200万人份;2021年前三季度,新冠核酸检测累计量超过1.7亿人份;2022年上半年,大规模新冠筛查收入约26.6亿元;2022年前三季度,大规模新冠筛查收入约31.69亿元。这也就是说,仅2022年的前九个月,金域医学便通过大规模新冠筛查业务获得了超过31亿元的收入。(此外,诸如各类中科院院士为谋取利益强行鼓吹与新冠病毒毫无益处的昂贵药物的行为更是多如牛毛,在此便不一一列举。)

通过大肆运用凯恩斯主义的手段扩大生产;通过核酸、隔离、售卖高价药物等手段从受苦受难的患病群众身上榨取钱财,中国的官僚垄断资产阶级捞取了巨额利润,赚得盆满钵满。他们用无数劳动人民的血泪为本钱,建造了金碧辉煌的宫殿。他们的大发横财,就是建立在无数人民的尸骨上的!

三:对人民的专政

新冠疫情的到来,使得本就处于经济危机中的中国社会进一步进入了萧条状态。然而狡猾的中国政府却将一切都怪罪于疫情:在他们的口中,繁荣的经济仅仅只是因为疫情而进入萧条,各行各业的减产停工都是非人为的不可抗力因素导致的。因为疫情封控导致的进一步经济萧条,固然使得社会的繁荣成为幻影,但如上文所述,其也让一小部分垄断部门(及其相关产业)获得了暴利。腐朽、反动的中国官僚垄断资产阶级,竟然因为能够从疫情中谋取暴利,并且能够进一步加强对人民的专政,开始有意的维持起全国的封控状态了。在这个时候,早已粉墨登场,更待“再建新功”的所谓“白衣逆行者”——这群最忠实,恶毒,凶残的纳粹走狗们——便发挥了比以往更大的作用。从看守小区禁止当地居民外出开始,这些白衣逆行者们一步一步逆人民而行得更远,带着修正主义中国给予他们的强制政令实行了残酷的管、卡、压。在湖南浏阳,因为住户不服从疫情管理条例,便遭到社区工作人员和警察的上门殴打,在得知其家装有监控后,更是强迫命令其删除监控视频;在上海,中国政府强制将小区居民楼改造为新冠病人隔离点,引起广大群众不满,约30名背后标有“警察”字样、身穿防护服的人员与现场居民发生推搡冲突,至少一人被带走;在广州海龙街道,修正主义中国的相关工作人员强行破门,对公寓重点楼层的84户住宅逐户排查,并在门上贴封条;在江西上饶市,某群众因红码被隔离居住后,身着白色防疫服的工作人员在完全未通知住户的情况下直接上门,将其所饲养的宠物犬当场棒杀,且事后基本未受任何处罚…如果说以上还能找到媒体报道出处的新闻已经是极端恶劣,那么更多的无法被报道出来的诸如老人因新冠身患重病却只能在走廊被安排床位等待死亡、婴儿处于饥饿的死亡线上,“大白”却强迫其父母不准迈出小区一步,最后迫使其父亲手持砍刀,才冲出小区、建筑工人被强行赋予红码,关在临时搭建的铁皮棚中不准出入、深夜用大巴转运隔离人员导致车辆侧翻,造成27人死亡等事件,则更是骇人听闻。

这些专政手段同样被纳粹政府无耻而又娴熟地运用在了镇压群众运动上,其中最为臭名昭著的就是“赋红码”。

2022年4月,河南多家村镇银行出现储户无法正常提取存款的问题。此后,大批储户计划到郑州向当地金融监管机关反映问题、要求取回存款。在这场斗争中,人民群众逐渐团结起来,要求银行退还被冻结的资金。6月中旬,来自山东、辽宁等地的部分储户发现,自己本来正常的健康码突然变成红码。有的储户刚抵达郑州,扫描车站或其他公共场所的场所码便被赋红码;还有人根本没有进入河南省,只是在外地扫描郑州场所码,也被赋红码。红码意味着无法正常乘坐公共交通、进入公共场所,部分储户因此被隔离或要求离开郑州,原先计划的维权活动受到阻碍。然而,仅仅只是这样的手段,并没有吓到维权的人民,随着抗议浪潮此伏彼起,中国政府悍然派出了统一身着白色衬衫、留有平头的警察特务混入群众内部,对群众进行惨无人道的殴打。

河南村镇银行储户遭遇红码的同时,一些因购买烂尾楼而维权的购房者也反应自己遭到了同样的待遇。

通过不断扩大基建、修建住宅等凯恩斯主义的手段,纳粹中国在过去的几十年间建立起了一栋又一栋的钢筋水泥构筑的“牢房”。这些小则几十平大则上百平的房屋,在由建筑工人一砖一瓦修建起来后,便根据其不一的地理位置,被卖上了几千块、上万块一平方米的天价。劳动人民往往终其一生也难以承担,只能选择租房或贷款(贷款期限往往是数10年)买房。垄断资产阶级为了尽可能的攫取利润,往往在房屋还未修建起来时便将其出售,再将从劳动人民那里骗取来的血汗钱用于建造新的房子,循环往复,由此像撬动杠杆般聚敛了难以计数的财富。然而,在垄断资产阶级的残酷剥削下,中国人民早就一贫如洗,贫困化的程度不断加深,根本无力承担天价房价,购房人数日益减少;另一方面,许多以贷款形式购买了房屋的劳动者,又因为破产、失业——这一现象在疫情时期尤为常见——难以按时缴纳贷款,而银行也因为经济危机等原因难以再给予地产商新的贷款,最终便导致资金链彻底断裂,尚未建成的房屋便只能沦为“鬼楼”、“烂尾房”。

野蛮的修正主义中国,总是想尽办法从一头牛身上剥下来两层皮。那些缴纳了多年贷款,却因为破产、失业而一时失去收入来源的人,往往最后“钱房两空”、“为他人作嫁衣裳”,在白白缴纳多年贷款后转而又被银行收走房屋。更令人气愤和难以忍受的是,上了房地产商的当、受了他们骗的群众,在购买了一套根本不存在于现实中、尚未修建起来的烂尾房后,竟然要求退款或及时止损的权利都没有——根据中国法律,他们需要继续为这套不存在的房屋支付贷款,否则就算做“违约”,常常就要面临列为失信人员、给予不良征信记录,甚至强制执行的风险。

因此同这种野蛮的制度作斗争,合法权益受到侵害的群众往往团结起来,要么要求马上复工完成房屋的建设,要么要求退款挽回损失。在疫情之前,面对群众的正义斗争,修正主义中国往往雇佣流氓狗腿、派出便装警察对群众进行野蛮镇压。疫情期间他们进一步升级手段,像对河南村镇银行储户的专政手段一样,他们同样用赋红码“回敬”那些敢于斗争的群众,以隔离为名,将他们纷纷抓捕、隔离。

这样的现象疫情期间多如牛毛,随处可见。准备进京上访?赋红码!帮助“维权人士”?赋红码!想要离开富士康?赋红码!胆敢冲击栏杆、殴打警察?赋红码!赋红码!赋红码!任何被赋予了红码的群众,就像是被打上了罪犯烙印的囚徒,不由分说便可由身着白色防护服的“逆行天使”扭送入警车送到其指定的隔离居住地点。又或者,是像遭到禁足处罚的“危险分子”一样,被带上另一层意义的电子镣铐,使之不得离开居住地半步。但凡有人胆敢违抗,那么“逆行天使”们便有一万个理由予之遭受长达十几天“隔离”(坐牢)的惩罚。

“翩翩两骑来是谁?‘逆行天使’白衫儿。手把文书口称敕,回车捉人牵向北。”这就是修正主义中国口中的“人民守护者”、“最美逆行者”。老虎吃人还要伥鬼引诱,但老虎绝不会说伥鬼所作所为是正义的。然而修正主义中国又要吃人,又要张口“保护”,闭口“守卫”,甚至称其爪牙为“勇士”,这等行为难道是禽兽做得来的吗?真是颠倒黑白,恬不知耻!

四:封控是怎样结束的

在人民群众坚持不懈的斗争和舆论压力下,中国政府往往也不得不被迫限制这类极端野蛮的行为,“调岗”、“批评”几个相关负责人以敷衍了事。然而相比于上述暴力机关施加的有形的镇压,看不见、摸不着的,由整个资本主义社会经济结构施加给工人的镇压,则不仅同样压得人喘不过气来,而且对广大劳动群众的生存造成了严重的威胁。

在疫情封控期间,小生产者、个体户,甚至是私人资产阶级、中小资产阶级都遭到严重的打击。然而,因疫情封控而遭受苦难最多的依旧是靠出卖劳动力过活,一天没有工作便一天不能生存的无产者。尤其是对依靠日结工资、计件收入、临时用工谋生的劳动者来说,长期停工不仅意味着暂时失去工作,还意味着在没有收入的情况下继续支付房租、购买食品、维持家庭生活。无产阶级本就应资本主义社会的剥削而一无所有,绝大多数存款寥寥,连劳动的权利都被剥夺后便只剩下了绝路一条:

2022年5月8日,工劳网转载了一份上海民间互助志愿者写下的《上海疫情援助实录:困难民工、志愿小组与劳动节》。

作者记录,仅4月30日至5月1日,互助小组就收到了296条外来务工者求助信息,其中筛选出196项可能需要处理的需求,当天完成19次配送,帮助271人。(注:这类由有产阶级所组成的志愿者团体,在实际上并不能真正的帮助到工人阶级。他们通过帮助一两个工人,为自己捞到了名誉,赚到了“良心上的资本”,然而这对工人作为一个阶级的解放本身却没有任何益处。他至多只是宣扬了一种“好人主义”,使人乞灵于这些在资本主义社会里扮演救世主、大善人的“好人”,而非通过推翻这个社会来彻底解放一切受压迫的劳动者。工人阶级的解放只能由其自身来完成,而新冠疫情的解封,也完全证实了这一观点。)

上海长宁区一名保洁女工和八名工友住在公司安排的员工宿舍。自3月8日起,公司以放假为由停发工资。3月28日封控之后,她们只能用自己的存款购买不断涨价的食品。由于员工宿舍属于多人合住,社区按照“户”而不是实际人数分配物资,食品不够所有人吃。最后,这名保洁女工因存款所剩无几、面临断粮,在快手发布视频求助 (仅仅只是在发布求助视频引起舆论关注后!!) ,才得到了民间志愿者帮助。此外,得不到这些“好人”帮助的劳动者,便只能通过东拼西凑、靠白米饭充饥艰难过活。有的劳动者甚至表示自己已拖欠了房东两个月的房租,身无分文,只能依靠邻居提供的食物生存。疫情封控在持续一两个月,那么自己所能面对的就只有死亡。

如上所述,在2022年,中修政府所一贯执行的动态封控政策已经搞得天怒人怨,民不聊生,许多劳动者逼到了死亡的边缘。在当时,摆在工人阶级面前的有两条路:一条是胜利,还有一条是死亡。然而——死亡不属于工人阶级!正如毛主席所指出的: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压迫愈深,反抗愈烈。中修政府连续两年的倒行逆施,早已使人民群众愤怒无比,这股怒火终于在22年末得到了最充分的爆发,全国各地的劳动群众都起来“造反”了——2022年10月下旬,许多因为强制隔离、动态封控等原因被滞留在西藏省拉萨市的外来劳动者已经将近三个多月无法正常工作。在这些劳动者中,有大批的建筑工人、零工工人和餐饮业小生产者。因为中修政府的管控,他们一方面无法出卖劳动力维持生活;另一方面,在停工后却仍要承担租金和日常生活支出。如此,入不敷出的生活榨干了工人们仅有一点存款,将工人们逼上了绝境。10月26日,拉萨街头出现数百人聚集抗议,要求解除封禁。到27日,抗议迅速演变为暴力行动,并近一步扩展到多个区域,工人与警察直接发生了激烈的冲突。在工人们坚持不懈的斗争下,当地政府不得不做出让步,允许工人离藏返乡。

广州也燃起了群众运动的怒火。广州海珠区康乐村、鹭江村一带聚集了大量来自湖北等地的制衣工人。这里的工厂很多是小型服装加工车间,工人按计件或订单获得收入。在计件工资制的剥削下,工人们本就已经一贫如洗,每日出卖劳动力也仅够维持自身生存。当地政府加强封控政策后,许多工人既不能工作以养活自己,也不能离开当地另谋生路。10月23日起,工人居住区域被红色围挡封闭,受访者中有人已经连续二十多天无法恢复正常生活。工厂停工,计件工人失去收入来源。许多工人居住在没有厨房的单间或者集体宿舍,食物、药物也供应不足。连绵不断的封控政策将工人们逼上了绝路。2022年11月14日,制衣工人们冲破封锁、推倒路障,逐渐聚集在街道上。在运动中,部分工人直接撕开或推倒了防疫围挡以示抗议,并与现场工作人员发生直接展开了斗争。在斗争之中,群众不断冲击隔离关卡,那些不可一世的白狗子们落荒而逃,就连警车都被推翻在地。群众激烈的斗争下,中修政府慌得要死,怕得要命。群众运动的第二天(11月15日),海珠区政府部门便宣布改善管控区生活物资供应,并陆续解除部分地区的限制。11月30日,海珠区宣布解除全区除高风险区以外的临时管控。12月11日,康鹭片区“全部转为低风险区”,长期封控正式结束。(此外,诸如富士康工人的英勇斗争,疫情行将结束时,大渡河制药工人的罢工抗争,都严重的打击了中修政府的嚣张气焰,此处不一一列举。)

正是在劳动群众特别是工人阶级的猛烈冲击下,中修政府才不得不被迫停止了野蛮的法西斯政策。(应该指出的是,在劳动群众进行尖锐的斗争时资产阶级自由派也进行了他们的“斗争”。这群除了高举白纸、叫喊什么“不要文革要改革”的自由派,对中国政府构不成丝毫的威胁。然而今天,他们却又要把自己吹嘘成中国解封的最大功臣了。在厚颜无耻的程度上,他们和中修政府相比也是不遑多让的。)

2022年底,中国正式实施“乙类乙管”,不再实行常规强制隔离等措施,此后逐渐放开疫情管控。在此时,中修政府依旧惺惺作态,仿佛自己是人民的保护神一样,说什么“每个人都是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其走狗拥趸也在网络上大肆传播“国家护了你三年,接下来的路要靠自己啦”的荒唐言论,俨然是把装修政府吹嘘 什么关心人民的“守护神”。把三年来无尽的掠夺说成是守护,把三年来残酷的压迫说成是守护,把三年来毒害无数人民的血的罪行说成守护,这就是颠倒黑白、寡廉鲜耻,无耻之尤甚的中国修正主义政府!

疫情管控结束后,曾有小资产阶级在网上抱怨“好像是做了一个梦”,认为“三年的时间像是被偷走了一样”,暗暗质疑中国政府这三年的管控除了血腥的灾难,还为人民带来了什么,三年疫情管控什么都没改变。

有人还会说,“是啊,好像什么都没改变”——工人重新获得了“自由”,只不过获得的是照常受剥削的自由;中修政府依旧骑在人民头上作威作福;经济危机依旧在中国的土地上肆虐横行;战争的硝烟依旧在一步步的逼近…然而,在疫情封控时期,人民所迸发出来的巨大力量就已经证明了,中国政府不过是一只虚弱的纸老虎,他们只能依靠法西斯专政来维持自己摇摇欲坠的统治,只要人民群众一起来,他们的统治就会轰然倒塌。直到今天,中国政府还在大力推进战争进程,要把整个世界变成布满绞刑架的坟场。然而,经过疫情封控等法西斯专政手段认清了他们真面目的人民正在进一步觉醒,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革命组织也从中锻炼了自己,并不断发展壮大。就像植物已经包含在种子里一样,无尽的力量也早就包含在人民和正在成长中的马克思主义组织身上了。中国修正主义政府这个看起来不可一世的反革命匪帮政权,终将会像一堵朽墙一样,被广大觉醒了的革命人民推倒在地,无情地送进历史的垃圾堆。

参考资料:

https://www.nhc.gov.cn/xcs/c100122/202203/1952efd2b013470287009bebf8cd5356.shtml

https://www.nhc.gov.cn/xcs/c100122/202205/08160dad099b4160999bb9f88dbcf248.shtml

https://sh.people.com.cn/n2/2022/0505/c134768-35253889.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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补充一份材料:

困在城中村的人,在等待希望丨广州康乐村封控纪实

最近一周,自11月11日“二十条”(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发布的《关于进一步优化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措施,科学精准做好防控工作的通知》)出台后,各地都做出了不同反应。

既有石家庄严格落实后的“有序放开”,也有北京朝阳区撤掉大量核酸点、却依旧要求持24h阴性证明进出公共场所的“摇摆不定”。在我身处的广州,则有番禺区,一天2次更改核酸检测通知的“反复横跳”。

各地政府的防疫政策如夜行魍魉捉摸不定,中央文件也如水上浮萍着不了地。

而无论是否“放开”的风口将至,每一个个体当下需要面对的,依然是混乱无序的生活。比如正处于风口浪尖的广州。

根据官方数据统计[1][2],10月22日至今,广州本轮疫情本土感染者数量累计达到约5.76万例。其中,约九成感染者出现在海珠区[3],多数集中于康乐、鹭江片区的城中村——这被认为是广州最大、最密集的两个城中村片区。

其中,康乐村背靠全国最大的纺织品交易市场“中大布匹市场”,约一平方公里的面积,挤满了超十万人口,ta们大多是服装产业工人。

“待在这里是没有希望的,很多人隔离了二十多天,坚持到最后还是阳了。”居住在康乐村,三十多岁的服装工作室老板张虹说道。

这周,我采访了7位康乐村居民,听过最多的话是“没有希望”。自10月23日被红色围挡物理封禁以来,ta们中的很多人已经熬了二十多天,明天却依旧不明朗。

数字背后,是一个个具体的人,和ta们无法捍卫的日常。“二十条”于ta们而言,是一个远方的、空洞的词汇,重返“旧生活”,还是一种遥不可及的愿望。

“握手楼的条件很差,两个人在过道相遇,一个人甚至要侧身让位。”在张虹看来,这是村外人难以想象的画面。

另一位被封在村内、三十多岁的纺织工人林佳补充道,“这里的房型基本都是集体宿舍或单床房,在里面封一个月,没有做饭工具,只能靠速食支撑过日子,特别难受。”

城中村是城市的褶皱。自九十年代城市扩张以来,广州出现大量城中村,至今已有139个。它们是城市化进程中,难以处置的夹缝地带,缓解了阶层分化,容纳了大量外来务工人群和底层人民,又长期面临“影响市容”“安全隐患”等指责。

这里的楼房间距狭窄,相邻两栋楼的同层住户,打开窗户便可以握手,因此被称为“握手楼”。城中村封闭、狭窄、混乱、人员混杂的特点,在疫情期间被放大。

本轮疫情初期,康乐村的情况还算可控。“(康乐西)当时大家还比较自由,工人可以开工,村民也能出门买菜,按照大区域划分来管理,大家经常挤在一起做核酸。”工人林佳说。

直到十月底,他隐隐感觉到情况“有些失控”。康鹭片区开始实施网格化管理,彼此之间用隔板隔开,各种乱象开始出现。

首先是核酸检测无法覆盖全员的问题。规定的“上门核酸”,后期则演变成同一层楼的居民一起下楼去做,感染风险增加。城中村有些居民没有手机,防疫人员通知时,只是在楼下拿喇叭喊。如果在检测时间没有下楼,村民则需要自己测抗原。“但这个抗原不代表官方,无论抗原结果如何,最后都需要核酸复查来确定。”林佳说。

最严重的,则是转运过程中的漫长的排队。三十多岁的纺织工人李婧和她丈夫确诊2天后,等到了转运的通知。让她没想到的是,等待ta们的,是三天的原地排队。在她提供的视频里,等待转运的确诊居民拖着行李,蜷缩在由防控隔板和铁栏杆围成的狭小空间,队伍看不到尽头。

“前两天一直没有车来,昨晚我们一直排到凌晨两点,实在坚持不住了,就回宿舍休息。第二天起来,看到一些朋友在凌晨四点等到了转运车。”李婧倍感无奈,“没有人进行具体的组织和通知,问大白也不知道。就在这里苦等,也不发吃的和喝的,前天有老人家还排队晕倒了。”

据了解,目前康鹭片区的转运主要分为两类:一类是转运到方舱治疗的确诊患者;一类是转移到地方市酒店,进行返乡前隔离的绿码人员。但不管是哪一类,等待的时间都很漫长。

“很多人待在这里二十几天,本来是阴性,到最后也成阳性了。”四十多岁的服装加工厂厂主李江河这样说。

刚转移到清远隔离的李江河在11月18日凌晨两点收到通知,凌晨五点上车,八点到达隔离点。在他看来,这算是一次“顺利”转运。事实上,大多数转运时间长达5、6个小时,“还是因为床位空不出来。”

同时,转运时间大多集中在夜晚,“白天的时候医务人员要进场消杀,没办法进行转运。”李江河解释道。除了厂主身份外,他也是这次疫情的志愿者,在村内负责药品配送。

对于隔离在家的村民,物资供应上,也出现了缺少食材与药品供应,配送人员不足的问题。

据村民介绍,政府每隔三、四天会上门送物资,一次送两到三天的量,但以速食居多。

纺织工人林佳和妻子、两个孩子一起居住。在他11月17日发给我的视频中,一家四口一次收到的食材有四颗娃娃菜、三袋红薯和一根玉米,其余均是水、泡面、自热米饭和罐头。“前两次的(食品类)物资只有速食,量也相对少,我家小孩生着病,没法一直吃速食。”他说。

张虹也反映,自己老公的肚子总感觉空空的,大多数时间还是靠家里的余粮:“一天余粮一天泡面。就是一餐吃饱一点,一餐吃少一点。”

林佳和张虹的情况已经算好。住在集体宿舍的居民,屋内没厨房。李婧一般两三天才去楼下的公用厨房开一次火,“不能总吃速食,吃多了自热米饭像在吃橡胶。”

而药物补给几乎没有。林佳家里前两天测出两个阳性,“小孩目前还在发烧,但只能靠家里(之前储备)的药。”

一开始,也有人提议在网上采购物资,集中送到康鹭片区最大的出入口7号岗亭,再由志愿者送到村内不同的网格点。但只持续了三天,就送不进来了。“即使送到七号岗亭也拿不到,总是卡在最后几百米,具体原因不太清楚。”张虹说。

处在一线的李江河,为物资送不进来的问题提供了答案,“康鹭片区是城中村,巷子多,地形复杂。外面的志愿者不熟悉情况,一天只能送三五单,内部志愿者一天能送七八十单,但一不小心就会感染,人手缺乏。”

李江河负责药物配送,配送的具体流程跟网购物资相似,但有时候一天忙到晚也忙不过来。采访他的时候是晚上十二点。他刚刚结束了一天的工作,语气无奈地告诉我:“即使是从早忙到晚,最后也会发现有很多未接来电。”

12320、12345、街道办的电话“基本都打不进去,”即使偶尔接通了,“对方答应会反馈,最后还是推给居委会。也会有人冒着(被感染的)风险去居委会门口敲一敲、喊一喊,但居委会的回答经常是‘能力有限、人手不足’。”林佳说。村民们也尝试过咨询志愿者,但志愿者的职责不同,只知道自己负责范围内的事情。

城中村实施网格化管理后,建立了微信群。“(群二维码)是我们去做核酸,工作人员给我们扫的。一个网格里有好多群,这些群的职能也不清楚,也从来没有工作人员在里面说过话,很多信息都是我们自己在网上看的。网格化这么久,具体怎么管我们还是不清楚。”

林佳对此很焦虑。他的家人测出核酸阳性后,一直没人通知转移,只能在家等待。

不受重视的群体、“有些失控”的管理、缺乏保障的物资、等不到的转运车,似乎一直在挑战城中村居民的承受阈值。

多位城中村居民表示,大约11月5号起,“冲卡”这一行为频繁发生。“每天都有人冲卡,每个岗亭和关卡都会发生。”李江河说。

“冲卡”大多集中在等待区域,时间也多为晚上。每次参与人数大概“几十个人”。而冲卡的原因很多:“就是有时候等待太久,太着急出去,就推搡关卡,把隔板给推翻了。还有的人是被关了二十多天,条件很苦,突然一下子阳了,又没及时送出去,就情绪崩溃了。”李江河说。

11月18日早上4点转运时,李江河刚刚亲历了“冲卡”现场:领头的人朝防疫人员喊:“我现在杀人的心都有!”旁边的居民跟着起哄:“你们把我们关住,什么时候把我们放出去?”更过激一点的,“直接拆棚子和防护杆”。

他不确定“冲卡”是否有组织,“或许会有一些人组织,但是是因为ta们不了解情况,就想着闹一闹引起注意(来解决问题)。”

张虹也了解到“冲卡”的情况。她对这些村民的行为表示理解,“在居民眼里,即使是阳性也比封在这里好。至少阳性可以出去隔离,物资或许有保障,在这里是没有希望的。”

据多位受访者描述,除了条件差、等待时间长,还有一些较为具体的事情刺激ta们的情绪。“有一次看群里的视频,有老人抱着发高烧的小孩冲出去,跪在关卡面前恳求,但工作人员说上级指令不能违背,视频里的医护人员也没有及时联系。”

规模较大的冲卡发生在11月13号和15号,在桥南新街和鹭江十字路口。据社交平台流传的视频显示,桥南新街的冲卡行动甚至掀翻了警车,最后招来了特警。

这次冲卡的具体起因已不得而知,唯一可以确定的是“现场氛围十分疯狂”。

据李江河描述,“大家纷纷推倒水马(路面的塑料围挡),要求解封。除了拆隔板、工作棚和大声抗议,肢体冲突也时有发生。”谈及那时的失控场面,李江河还是后怕,“大家都失去理智了。”

身为村民志愿者的他,兼有两层身份,“像我们这种志愿者,只能一点点帮忙安抚老乡们的情绪,我知道的,他们真的也不容易。”

大部分冲卡都是小规模,很少起大冲突,且大部分都会被劝导疏散,“有些比较过激的人可能会被送到派出所教育,但很快也能回家。”李江河说。

居住在握手楼里的租户,几乎全是来广州务工的制衣工人。其中,康鹭片区的人八成来自湖北。在工人的反抗与失序的管控下,一时间,矛盾焦点从疫情防控转移到地域冲突。

部分本地人认为,湖北人不服管教,“毁了广州”——“冲卡”行为是“造反”和“无理取闹”;从方舱解除隔离却因封控无法回村、流落街头的居民,是不服管教后的“活该”。

据广州自媒体“越秀山边”报道和受访者自述,部分来自江西、福建的服装行业务工人员,在隔离点复阴后却没有“风险解除证明”,无法返回城中村,也有居民出来后“怕封控区更危险”,于是只能选择“相对舒服的广州大桥”作为临时居所。

然而,在11月17日,广州大桥桥下被封,高1.9米的水马依次立起,防疫人员也开始在附近24小时不间断巡逻。这群滞留者再一次无家可归。据网传微信记录,封锁原因是“影响市容”和周边居民的投诉。在微博评论区中,来自广州的、认为这群外地滞留者“没听从安排,自作自受”的评论不在少数。

疫情防控政策似乎成为一堵高墙。墙内墙外,分别是曾一度因包容著称的“老广”,和被现代化放逐的广州“异乡人”。这是广州的城中村第一次被如此公开、强烈而赤裸地边缘化,ta们成为被遗弃的“孤岛”。

李婧已经离开家乡湖北,来广州生活了十几年,“虽然工作很脏很辛苦,但这么多年还是有感情”,“这么一搞,太失望了”。

张虹虽是广东人,谈到这些情况也不免激动:“利益冲突时,ta们(城中村居民)当然会选择反抗。”

她停顿了一晌,叹了口气,“只是希望能得到政府关注,解决问题,居民其实很怕被广州遗忘。都是老百姓,何必呢?”

城中村的融合与改造一直是各市的难题。疫情加速了阶层与地域间,不同人群的分裂。当本地人开始站在高位发表指责,城中村长期费力营造的“融合”也荡然无存。

11月13日,康鹭片区的村民收到了一封“疫情遣返告知书”,要求绿码、阴性的外乡人员在周边地市进行隔离后,有序返乡或投靠亲友。这是疫情以来,康鹭片区城中村居民的第一次大规模撤离。

告知书中也提到,“自上世纪90年代开始,经过近30年的发展,康鹭片区已经成为全国闻名的来穗务工人员的创业港。”

服装产业,是康鹭片区城中村的经济命脉。据统计[15],行业高峰时期,这两片区的商铺约2.3万间,多为纺织业等劳动密集型产业。光是康乐村,就含制衣厂、仓储企业5200多家,养活了大量来自外地的工人。

其实,早在这次疫情前,离开广州的工人已经越来越多。这几年,随着疫情发展,城中村赖以维系的服贸经济也日益式微。

李江河从湖北老家来到广州开服装加工厂已经十几年了,当时和他一起来的几十个老乡,如今只剩下不到30人。“前几年经济好,手下的工人旺季一个月能赚两万块钱,最拼的时候工人只睡四五个小时,就算淡季也能赚个万把块”。

而随着经济下行,“一对夫妻一个月才能赚一万块”,是旺季工资的四分之一。制衣工人刘贝,证实了李江河的说法,“(我)现在每天工作12个小时,不休息也只能赚6500(元)。说实话,很想离开这里。”

城中村居民虽然多年生活于此,却始终如无根浮萍。“我们(外来人)虽然是这边的生产主体,但真正的产权还是在本地人手上。如果真有什么变动,ta们押金、租金一退,机器设备一清,我们就什么都没了。”李江河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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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政府非常反动地在网络上将疫情的脏水撒到湖北劳工身上,挑动人民内部矛盾,网络上很多本地人都把封城、新冠传播说成是这些湖北劳工造成的。贴吧广州吧里充斥着这种污蔑外来劳工的言论,有人发贴说愿意收留无家可归的湖北人,有人说他很无私,有人就斥责他违反防疫要求祸害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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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且,那些疫苗到底有没有用还不知道,疑似打完疫苗之后很多群众身体素质都变差了。我母亲就是在打完疫苗之后慢慢闻不到气味,到现在几乎失去了嗅觉。中修粗制滥造,随意祸害人民群众的生命,还要自诩是什么拯救百姓于水火之中的“天使”,说什么用封城封控专政人民体现出来社会主义“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优点,这简直是对社会主义最恶心,最无耻的侮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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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打疫苗还要限制出行,明摆着用国家机器给这些医疗垄断巨头圈钱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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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镇子上有两个人在打疫苗的时候人直接死了。中修打疫苗是强迫性的,学生不打不让上课,我还记得当时臭老九专门组织学生排队去打疫苗。但是我当时还是极端脱离人民的寄生学生,对于封城不让出门觉得可以在家淫乐了很高兴,对于打疫苗死人的事情还给中修辩护说难以避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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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起来我也打过两次疫苗,而后还是阳了好几次,最后嗅觉就没用掉了。中国的疫苗完全是有害而无益的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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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当时在疫情比较严重的地方生活的人,我对此一无所知……看来我还是太过于脱离人民了